手段高与低都无所谓，这个多情的爱好本身就是一个犯贱的爱好。喜怒哀乐都寄托在别人的回应上，很容易受伤。
孑孓同志这阵子很受伤，因为有几个娇小美丽的年轻女同事没理他。这说明，这几个娇小的女同事的性欲比孑孓同志还低，还能端架子。同时也说明孑孓同志也没什么别的她们稀罕的东西拿得出来，比如房子、钞票、社会地位之类。我劝孑孓同志把这个爱好戒掉算了，他说不行，这个爱好他决定保持一辈子，全靠这个活着才有滋味，看来他下半辈子还会接着受伤。不过他已经针对自己的情况发明了一种叫“全凭气质”的方法，就是“端着闷骚”的别称，据说还挺管用。看来他利用了另一种人性，叫“人之初，性本贱”。
我也只不过是劝劝他而已，我自己有同样的爱好，我怎能不知道这是放弃不了的东西。我喜欢孑孓同志的这点儿纯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多。听他大肆说着别的女人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那些做作的姑娘有什么好？不过是拿性欲差别换世俗利益的假正经罢了奇qisuu.书。放着我这样纯真的姑娘不来赞美追求，倒是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同我研究“泡妞兵法”，让我很是失落。
谈话最后，孑孓同志得知我正在遭受“意大利拧灯泡法”，劝我：“以写东西为重，辞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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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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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老头还真派人过来了，就是事儿妈。看到事儿妈端着脸，我心里觉得好笑，我不过冲撞了总编老头，你对我生哪门子气啊？！我想以后我要是能开公司，我一定要找到像事儿妈这样的员工，给多少钱都无所谓，人家干的可是“事业”，这是她同我说的。
我就这样提前回去了，也算休了半个周末，不过由于是这种情形回去的，多少有些郁闷。车走到马甸桥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的晚上，望着路两旁漂亮的会展大楼，想起自己来京后的种种不顺，基本就是：路越走越窄，人越长越肥。
定定是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人，对什么事情与我的观点都不一样。他对别的女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每天回家就是玩他的“足球经理”，偶尔也看“自拍网”，对那种用数码相机照出的黑乎乎的器官特写能保持面不改色、不嫌恶心。我一眼也看不下去，太丑陋。在体育项目上也是如此，他对那种胜负感特别强的项目感兴趣，比如足球和棋类；我则对观赏感强的项目情有独钟，如花样滑冰与体育舞蹈。
我问定定喜欢我什么，他的答案有好多种。刚开始的时候说因为觉得我善良；后来又说因为我好玩，像一个大玩具；最近的提法是这样的：能搞定一个大胖老婆，说明他有能力——基本上就是随口胡诌，想哪儿说哪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定定爱我，而我不爱他。我谁也不爱，包括我自己。这是定定说的，我也同意。我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失去了爱的能力，所以我动不动就想死。
那天定定搂着我的时候对我说，实在不想干了，就把工作辞了吧。
我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定定宠我才同意我辞职写书，可他在心底里瞧不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不值一哂，太不靠谱。我得不到他的鼓励只能得到他的妥协，这让我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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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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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决定在家写我那个长的、精的东西，请了一个月的长假，也不知道回不回得去。
不知哪一天，终于一个人在家，可以写出东西来了。写出的一刹那，心很静，不再浮躁。套用一句很傻的话：“我写故我在。”这种创作的感受是很舒服很快乐的，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大学当宣传部长画宣传画时的情景。那时，接到一个任务会想很久，然后拿一把大刷子认认真真在大宣传版上聚精会神地涂来抹去，满身的颜料。看着自己的想法从各个色块中浮现出来，再加上来往的人叫一声“好”，心里很静，快乐异常。
天天在网上挂着，有很多人找我，其中有一个叫“三文鱼”的同我关系甚好，我们俩每天打招呼就是操来操去的。这个“三文鱼”在网上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白天睡觉，网上熬夜的那种。看了一下他的东西，端着写的，属于中文系科班出身人的那一路调子，看了记不住说什么，总之都是他有理。不喜欢，也不甚讨厌，怎么说也算是纯文学吧。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在京”，问：“在京做什么？”答：“卖盒饭的，英雄不便问出路。”
写累的时候，我就去骚扰一下“三文鱼”。
第二天睁眼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定定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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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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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走路时有人向你微笑，千万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那定是自己踩到了牛屎。当时文章写得顺手，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全然忘记了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于是，到处找人谈感受。谈感受这件事，可不是轻易玩的，弄不好，就像那只饿死的驴一样，两头稻草都吃不着，临死还在做着选择。
先是同纳兰孑孓谈得昏天黑地，大都是我在谈所谓的创作感受，电话卡打废了两张，那感觉就一个字：爽！纳兰孑孓在电话那头忽然来了一句：“你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挺好听的。”我听了一愣，孑孓同志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把我教导成林徽因他大概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我听了不舒服，操，只记得我的粗俗，就没记得我有别的好。林徽因我不想做，因为我不是那个类型，我对他说“大胸美作”我倒是想做，进而解释“大胸美作”就是“大胸脯美女作家”的简称——网上的新提法。“大胸美作”这个词大概刺激了他，孑孓同志忽然无限温柔地说：“到了北京，我一定与你华山论剑！”我愣了一下，低声嘟囔：“我……我没有剑。”电话那头又传来孑孓两声哑枪。
放下电话，神情有点儿倦，就是神经高度亢奋后的那种疲倦。有点儿写不下去，自己还没意识到是话说多了。
后来又见过一个女书商。与这个女书商见面，我肠子都差点儿没有悔青。
这个女书商是一个好心网友介绍的。那网友是海外学子，年纪轻轻，一路顺利考学到海外的那种，因此说起话来有几分狂妄，少年得志使之不知天高地厚。
书商我是见过的，但这次既然是好心的网友介绍来的，我决定自己掏腰包请客。女书商叫李清，长得意气风发，人大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学评论”。她话一出口，我发现李清与那海外网友一样，用的全是“人定胜天”的口气。
李清用了大约二十几个不同的名词评价了我的东西，听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又给我讲了几种文章结构技巧，举的例子全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最后她建议我写东西的时候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就是以各个主人公的角度多层次叙述这个故事。
我当时听得是佩服至极，觉得这只有黑泽明拍电影的时候才能想得出来。同时我又觉得自己除非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才能写成那样，我这些小东西实在犯不着耍这么大的把式。
至于出书的事，她含含糊糊，开的价格又很低，好像是在帮我忙的样子。我有点儿不高兴，我最烦这种不清楚的关系，朋友不朋友买卖不买卖的。
至此，终于知道文学评论者是我这种写手的大敌，写东西之前万不可与这种人谈话，同时我也对这种专业产生了莫大的反感，觉得“文学评论”就是“自己写不出来文学而瞎评论”的简称。曾有一个女作者写了关于书评的文章，她说：那些写在别人书前面的书评呀，就像是寄居在原作上的蛆，无论原作者怎样卖力，几句简短的话就把原作者的东西形容殆尽，并自以为是。现在想起来那女作者肯定也有过和我一样的遭遇。
但当时还不知这次谈话对我的杀伤力，只记得两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了老半天，谈的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惹得旁边吃饭的人时不时瞅一眼这两个高谈阔论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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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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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时候已是晚上。我到了小区门口，坐上一辆三轮车，亢奋劲儿还没有过去。我坐在车上大声唱歌，高音处都走调了。车夫在前面也放声高歌，两人各唱各的，谁也不影响谁。
忽然听见有人喊：“大妞！”夜色苍茫中看见定定停在路旁，原来是定定看时间太晚到小区门口接我。幸好我在车上大声唱歌让他听见了，要不两人就这样岔过去了。
定定坐上来后，车夫不好意思唱了，剩下我一人神经亢奋地高声唱歌。
到了家门口，我把钱给了车夫。车夫跟着进了楼道，对着灯光把钱往钱夹里放。我觉得这个车夫真谨慎，谁会少他那几个钱！
突然看见车夫和我们都在“哗啦、哗啦”地往外拿钥匙准备开门，原来他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破产农民！！
为了怕他尴尬，我赶紧同他打招呼。
他对我们笑了笑，问：“你们来北京做什么？”
我是做什么的？我当时都不知怎么告诉他，想了想，告诉他我是打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