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是大非的混淆，如此黑白忠奸的颠倒，思想觉悟方面远远不如“我大清”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秩，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乾隆皇帝，本一阴险帝君，但其对忠奸的区分，确有大可称道之处。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虽是老粗“夷狄”，道德观一点也不低。当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这些大辫子爷们儿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满清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满洲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义王”的称号，但没过多久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汗王、帝君们油然起敬，叹息道：“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皇太极）。
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何原因？”
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进步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养所致。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拾肆
2
冲冠一怒报红颜―――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每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马士英、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信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辨。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
毋须多言，恭事二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赫赫战功，此人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
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忽然一念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桓、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重换明朝装束之后，他蹈死不顾，为明王朝死而后已。
最后，为了报答一位红颜而死，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最终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
——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身群盗，后被明朝官军招降，官至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乃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10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
如此以来，李自成不喜反忧，疑窦顿起。
高杰一表人材，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这条米脂的汉子也不错。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占山为寇的一支毛贼武装而已。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
在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肯定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瞎唱：“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时，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
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州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高杰本性强横，与“兄弟部队”如黄得功、刘泽清等明领关系恶劣，不能协同作战。即使如此，高杰最后也深为史可法的忠义所感动，真的与之商议“恢复”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