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象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象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说，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象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奶奶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象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象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当时整个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也不必一一细谈了，我只要再补说一句，当城内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市镇和乡村也并没逃过这一场浩劫，不过灾情不象城里那样声势浩大罢了。可怜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冷落的村子里，荒僻的田野中，一旦病倒了，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谁来看顾，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他们死了，不象是死了一个人，倒象是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从前他们在田园上、在牛羊上注下了多少心血，寄托过多少期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这样，牛、驴子、绵羊、山羊、猪、家禽、还有人类的忠诚的伴侣——狗，被迫离开圈栏，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里的麦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这些牲口，有许多好象赋有理性似的，白天在田野里吃饱了草料，一到天晚，虽然没有家人来赶，也会自动走回农庄来。
让我们再从乡村说回到城里吧。其实除了说天主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还能怎么说呢（当然有些地方也得怪人类太狠心）？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人们对病人抱着恐怖心理，不肯出力照顾，或者根本不管，从三月到六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瘟疫发生之前，谁也没想到过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唉，宏伟的宫室，华丽的大厦，高大的宅第，从前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一个最低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有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富裕的产业遗下来没有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就连盖伦、希波克拉底、伊斯克拉庇斯1都得承认他们的身子顶结实），在早晨还同亲友们一起吃点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
讲述这种种悲惨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心酸；所以不如就此打住，现在我只想在下面提到一件事：
佛罗伦萨城里，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不过我后来听到一个可靠的人说，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做过弥撒，庄严的圣玛利亚·诺凡拉教堂里冷冷清清，只留下七个年轻的妇女，都穿着跟这个年头正相配的黑色丧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