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纯、肖振瀛密商，当日即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也顺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银运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贤二正式调来平津兼任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即将其工作方案报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计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纯、张自忠见宋在天津处境危险，用专列将宋请回北平，宋等刚到北平武衣库家中，土肥原贤二即坐汽车风尘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签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将到，土肥原贤二还没搞出头绪，这是他在中国活动半生头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恼羞成怒，再次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如下：coc11政权之名称：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2领域为五省二市。
3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
4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
5财政，截用中央在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
6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
7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
8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扑灭，代以东洋主义。
9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
bc外交政策，亲日反共。coc2以上十点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抵抗；二、辞职；三、屈服。
抵抗必须全面，其决定权在南京。
辞职无补于事。
时人观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五章
对日二度妥协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