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屯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屯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