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奇+_+书*_*网|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