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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门到西门一条中轴路整整640米。没有南门北门,中轴路两旁各160米即是南北城墙。从宛平中轴路通过顾望两边,城中一切一览无余。日军通过城池再出西门,即到卢沟桥石桥桥头,桥距西门仅50多米。走这一趟,可以讲,把一切建筑设施,军事部署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他虽然很想挑起中日冲突,但在现在,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掏出了两角钱。

    日军出了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

    这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本无须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那意思,有点像天津青皮式的挑衅,但也不尽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宛平城东大枣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击中宛平城中营指挥部,据说,日本人进宛平城时已经量好了步子,算好了距离。幸亏指挥部早有准备,转移它处。

    史学家一再提及“两角钱”事,赞誉士兵爱国行为。当然一个士兵的爱国也只能作到这些。

    再看全国动向: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大公报》记者,对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西安事变已经解决,要求“抓经济和教育”等。

    日方估计,国民政府在准备长期抗战。

    6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移至庐山,以预防中日冲突突然发生。

    6月21日,蒋在庐山官邸召集冯玉祥和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韩复榘的代表张招堂,召开了华北对策会议,商讨在万一情况下,南京协助华北防卫问题。

    6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电邀全国各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于7月15日到23日间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国事谈话会。被邀请的人,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民间盛会。

    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从7月20日起至24日,在庐山召开全国陆军军事长官会议,已向全国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200名军官发出通知;并决定7月27日召开各省主席会议,还计划召开各省主席与军长、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张樾亭参谋长(二十九军参谋长前是张维藩,后是张樾亭)的“布阵”方案和张克侠副参谋长的“兵出山海关”方案又提到日程上来。

    张樾亭方案即是在平津、张家口、保定这些华北北部地区,由北至南部署三道防线,此种方案恰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德国整军布阵方法。这种布阵方法,中方伤亡率极高,中日两军对比,最高伤亡率达20∶1,平均已在5∶1以上。恐怕与这布阵方案有关。

    张克侠方案,即共产党方案,张1935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以攻为守方案即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以副参谋长名义向二十九军提出。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二十九军自三十五军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

    二十九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也是因为不了解敌情,所以敌人的数量,也成千古之谜。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二十九军。

    从客观估价,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但突然袭击的前题是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才有后劲儿。

    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二十九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二十九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

    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这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忙着为先人修坟。

    北京的气候,一般在每年的7月7日到8日,才开始进入雨季,才开始下第一场大雨。

    1937年7月6日,好像为了令中国人纪念这一天似的,清晨就下过了每年的第一场大雨。雨中,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昨天虽然下了大雨,酷热并未缓解,太阳一出,人如在蒸笼之中。

    在北平的外交使团的先生们,难耐北平的酷热,都到北戴河海滨避暑去了。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中早找不到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剩下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人,不过是在馆里守摊儿。但是,日本人的使馆例外。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7月7日,上午,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于昨天得三营金振中营长报告(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属二一九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对今天,日军演习动向,感到形势紧迫,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

    7月7日,秦德纯市长准备欢送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流20余人去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此时,在中南海的乾隆爷的书房里正在准备盛大筵宴。

    7月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学生们在为争取全民族抗日而罢课。

    7月7日,宛平县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就忙着国大代表选举。7日这天乃正式投票日期,监票人员已分赴各区乡。根据河北省府的规定,投票箱要原封不动地送至省府保定,而且要求一律当天送到|qi|shu|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