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中国政府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位“关东三羽鸟”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介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近卫甚至说：“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中国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中国南京，晋谒蒋介石。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间行将全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噜噜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邸。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底，中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介正告日：“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政府当日的政府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中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先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同张自忠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张自忠因患痢疾，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虚弱。张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张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兵。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7月11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作了如下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具体措施是：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若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
特务机关、武官都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当日（11日）晚8时，也就是专田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协定予以撕毁后6个小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一、道歉；二、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三、取缔抗日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