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热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石原莞尔，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角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他被调回东京迭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讲演，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石原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中国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将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石原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中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陆相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三、处置直接负责人；四、道歉。
华北驻屯军根据这样精神，10日向二十九军提出四项要求：一、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石原莞尔以军部第一部部长名义用无线电话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可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方案。决定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各派1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共5个师团，两个多月内使中国屈服。这个方案，军部仍称为是不扩大方针，而遭到军政界大多数不扩大派的反对。
7月11日，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统一意见。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近卫文麿官邸召开五相会议。
陆相杉山以强硬的态度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方案，认为：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海军也作全面战争准备。
外相广田弘毅只是软弱无力地提出，为了保护日侨和为驻屯军自卫才须动员。意见似是疑问也像是出主意。在3个多月前，广田就任外相时铮铮地保证：“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决不让发生战争。”犹余音绕耳，广田唯诺接受了军方的方案。也有人说“广田三原则”是迈向战争的基础，也不能说不准确。
拓务大臣大谷问道：“陆军将打到何处为止？”
陆军大臣杉山傲然拒绝答复。
海军大臣米内便代为答道：“预定打到保定为止！”
不料，陆军大臣当场大发雷霆，愤然斥责米内说：“像这样大的事，你也能在这种地方说吗？”
会后某位阁员曾经忿忿不平地说：“指内阁会议为‘这种地方’，叫我们这些阁员如何能尽职责？”
结果，陆军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派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对政府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政府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政府官员，各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介石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说：“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家效劳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