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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回来,佟、赵二将及众多将士牺牲,南苑溃兵陆续回到北平城里。北平市民知道南苑战败,仍倾家中食物招待士兵。天已全黑,最后的溃兵才到达永定门城下,守卫不能开城,用绳索数条把官兵逐一吊上城内。市区内已不见岗警,马路两侧摆满西瓜、馒头、酸梅汤等等款待退下来的官兵。市民很多,见到列队行进官兵即脱帽致敬,一些学生主动为官兵带路。

    上级指定在中南海怀仁堂集合,队伍陆陆续续到达。中南海里已经凌乱不堪,树荫花丛之中,遗弃很多军服,长短枪等。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待在那里。夜12点,张副参谋长召集讲话,通知北平将弃守,凌晨2时出发,开往保定。官长发5元路费,士兵2元。

    当南苑撤兵之时,实已必须弃守北平。当时,北平与天津已失去联系,第三十八师主力部队尚在天津,已在日军重兵监视之下,处于危险之境。北苑阮玄武的独立三十九旅也未得到命令,正在与日军对峙之下。冀东保安队是控制冀东22县实力可观的队伍,其早已与宋哲元将军联系反正,只等北平消息,宋哲元率秦德纯、冯治安仓皇撤出北平。天津、北苑、冀东保安队都处于群龙无首的孤立作战境地,凭着爱国之心,与日军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十二章

    张自忠临危受命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的秘密会议室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除了在南苑前线的佟、赵、郑未到和石友三在平西布防不得脱身,一四三师师长在张家口,以及会议中途派遣副参谋长张克侠到中南海收容撤兵以外,副军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参谋长张樾亭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从南苑撤兵。南苑撤兵后的连锁反应就是守卫北平,此时的形势,已经是北平周围中国军队均处于日军的合围之下,装到了日军包围圈的口袋里。固守北平,必然要以城池为依托与日军展开攻守之战,北平古都必然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毁于一旦,城内近200万人民也必遭战火涂炭。

    自上午10点钟下达南苑撤兵的命令以后,南苑前线再无消息。待到下午,溃兵开始陆续进了永定门,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些情况,事情远比希望的坏得多。下午4时左右,骑兵师长郑大章衣冠不整态度惊惶地走进了会议室,作为一个师长进门却忘了向上级官长行军礼,也不顾向同级招呼,宋哲元看到他这个样子,满脸的不高兴。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往往遇到如此之事,话不出口,脸上可见。副军长秦德纯非常了解这点,他也见到郑大章狼狈形状,说:“彩庭兄,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形,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郑大章才定下神来,介绍南苑情况。

    天已经黑下来,经过一整天的商讨,宋将军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兵力防守北平,由秦德纯指挥,宋将军、冯师长到永定河南岸布防。

    (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北平天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秦副军长率部到永定河南岸布防。

    可以看出,这两个方案,均非死守,也非撤离。恰在此时,蒋介石发来电令,给宋将军解了围。电令曰:“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阵指挥。”宋将军沉思良久,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之时,在北平必须留人负责与敌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任务极为艰巨,由谁来挑此重担?”说到这里,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

    7月以来,由于局势日渐恶化,宋张多次交谈,有一次,宋对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指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

    现在应了这段话。张自忠站了起来,说:“现在战与和都已成问题,看情况,事情难以一时解决。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及时脱离险境,既然委员长已下决心,这个任务我愿承担!”

    宋哲元立即叫人拿来纸笔,当场写下手谕。

    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令张自忠代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令张自忠代理北平市市长。

    宋将军还决定,28日晚9时,率秦德纯、冯治安等及三十七师主力部队,由北平西直门出城,经永定河上游三家店,渡过永定河,再折返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张自忠接过了宋哲元的手谕,流下了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言后两人相对而泣。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临别,张自忠又拉着秦德纯的手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秦德纯劝勉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誓死救国,必有为国人谅解之日,望好自为之。”

    张自忠与众人黯然一换握手作别。

    张自忠送别宋哲元一行之后,便电话通知驻守北苑的阮玄武,令其集中部队,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刁难。阮玄武安置好队伍,很快来见张自忠。张自忠把详情介绍后,让阮玄武看了宋哲元的手谕,说:“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以和谈达到掩护部队撤退的目的。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来支撑这种险恶的局面,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把这个局面维持一下,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你多思考思考。”

    阮玄武说:“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办就是了。”

    第二天清晨,张自忠回到西直门外梭子胡同4号私寓。他面色铁青,愁容满面。随后,指定六七人随自己留平,包括警卫排等其余人,均回原部队参加抗战。

    29日凌晨,二十九军主力部队全部撤离古都北平。留下的部队,除北苑兵营驻守的阮玄武旅以外,还有原赵登禹师参加广安门大战的六七九团和六八一团。另外还有,绥靖公署文职、军官约1万人,因未通知到也未撤离。宋哲元的子女也没得通知而留下。可见行之慌速!

    天亮以后,北平街头人声鼎沸,大家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二十九军已经放弃古都丢下人民而撤离了。街头贴满着代理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布告上端印着大幅的张自忠头像,布告中说:“中日战局发展,二十九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

    卢沟桥事变以后,张自忠负责对日和平交涉一事,本已成舆论指责的焦点,再加日方又施离间之计,更被国人非议。张自忠留平消息传出,谣言指责张逼走宋哲元,甘心充当汉奸,一时间举国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张自忠照片撕得粉碎(当时二十九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

    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于26日就失去联系,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冀东22县保安队早想反正,已和宋哲元秘密接触。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一直使宋哲元骨鲠于喉,早想扑灭,只因时机不成熟,只好忍耐。因殷汝耕死心投靠日本人,所以日军也以通州为万全之地,甚至在时局紧张之时,将日侨迁往通州安置。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警察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22县划为非军事区,不能再驻有军队。蒋介石密令五十一军军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外成立5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从五十一军抽调团长张庆余、张砚田和部分营、连级军官,又从河北各县征新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这两总队即构成冀东保安队的主力,总队相当于师级,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另外还有第三、第四总队,是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组成。同时还有第五总队,系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第三、四、五总队均无区队,总共有8个大队。第五总队于1936年进犯房山,被宋哲元击溃,大部分被缴械,已无实力。

    1935年5月《何梅协定》之后,中央军调出河北,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奉命调往甘肃,因警察总队归属地方,不能与五十一军同时行动。于学忠临行前,密召第一、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等,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11月,殷汝耕割据冀东22县,在通县(即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后,将警察总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殷汝耕政权统辖。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

    张庆余的大儿子听说张在伪冀东政权任职,认为张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张脱离父子关系。张妻也劝张反正,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

    同年12月,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密请哥老会的首领张树声介绍往见宋哲元。张树声允诺,旋即向宋禀报。宋甚愿相见,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耳目,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17号路宋宅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