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在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攻歼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美陆战第1师中校1名、少校2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南朝鲜官兵53名，日本人3名，台湾国民党军2名，带着75辆汽车与坦克向志愿军投降;另一起是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5师步兵第24团c连全部官兵148人，在连长斯坦莱和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于西线云山以南地区向志愿军投降。
志愿军首批释放战俘获得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与鼓励，他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给志愿军总部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释放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释放132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南朝鲜军83人。以后在各决战役中各兵团都自行释放过多批战俘。特别是一些重伤战俘，在敌机敌炮层层封锁的条件下，要抬出战场是非常困难的，延误时日就会死亡;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志愿军第40军就对重伤战俘进行初步包扎治疗后，设法送还到敌人的阵地前沿，私人财物分毫不动，再留下食物和饮水，用白布写上“美军负伤战俘”的英文缩写字样，以引起对方注意并防止空袭;在有阵地广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敌人及时接运回去。这种创造性的做法，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整个志愿军前线部队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3年3月间，我在铁原西北“丁字山”前线，曾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天夜间，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1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1名。这是不打收条的收讫回音，不说“感谢”二字的感谢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联军”的重伤被俘人员，还希望志愿军能够照此办理。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这话，语气是平静的，怨气却是饱和的。从这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摘。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
第68节
每一个战俘中队的俱乐部里，都张贴着由战俘们自办的油印小报。这些小报的名称有:
《和平鸽》、《火炬》、《时代》、《新生活》、《向着未来》、《迎接明天》等等。版面都很活泼，除了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栏，诸如家乡通讯、体育消息、读书心得、电影评论、科学技术、小说连载、回忆录、小故事、杂文、漫画、歌曲、桥牌和棋艺、问答比赛、友谊信箱、谜语、乐器讲座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图文并茂。
凡是阅览过这些小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无不暗暗地称赞战俘们的文化素质。几千名战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约10%的人是大专文化程度，而所有军官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撇开军队的不同性质，单纯从文化程度上与当时的志愿军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
志愿军陆军部队的一般连队中，文盲占极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上过小学和极个别的初中生，几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到过一个驻守上甘岭的连队，一位文化教员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总共140人，只有2名“知识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级肄业，一名是连部文书，高小毕业;其他有几位连排干部刚刚经过扫盲教育，只能识二三百字。这位文化教员统计出一个有趣的数字:全连按人头算，平均每个人仅识字35个。这样的文化结构，当然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责任不在志愿军本身。所幸的是，这样低文化的部队为正义而战，照样打败了高文化的现代化侵略军，文盲兵照样叫外国大学生官兵缴枪当俘虏。
西方军队的官兵们，一当他们脱离侵略战车前成为正义之师的战俘之后，良知得以逐步复苏，他们的文化素质便开始显露出了光彩。战俘小报，便是一面折射这种光彩的镜子。二战俘们不满足于中队范围内的小报，也不满足于各中队小报的互相交换。根据他们的精神需求，渴望创办一份容量比较大的综合性杂志。一封封建议信通过各中队俱乐部转到了俘管处领导机关。美俘普雷斯顿·里奇的话，表达了伙伴们的共同心愿:“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平运动的情况，要做些什么才能停止朝鲜战争，家乡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还有体育运动的情况，娱乐和文化情况，我们都想知道。而没有一份高规格的报纸或期刊，是无法提供这些消息的。”
教育科科长田志洪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戴一副近视眼镜，有学问，有胆识，性格开朗。他听翻译介绍了战俘们的这个建议后，击掌叫好:“这不是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吗?我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件事情的。”他立即找来两位副科长一起商量。两位副科长都是才思敏捷干劲十足的少壮派，都说这是个创造性的好主意，很有必要办一份内容比较丰富的综合性刊物，要想法子争取早日办成。他们随即向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席一、郭铁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议论，三位主任当即表态:应该理解战俘们的这一正当要求，必须帮助他们创办一份综合性刊物。编辑记者要精干，从战俘中选拔产生，版面事务由战俘编采人员自行作主;不予干涉。俘管处可以派一至二名英语翻译参加一些必要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
一份英文期刊很快创办起来了，刊名是《towardtruth&peace》，译成中文就是《走向真理与和平》，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因限于当时的战地条件，没有铅印设备，只好用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这是一份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每期刊物一出版，各中队的战俘们都争相阅读，前线各对敌广播站大量播出其中的作品，国外许多正直的通讯社和报刊也竞相引用该刊发表的稿件。这一份不寻常的刊物，载负着西方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真相，载负着西方战俘要求停止朝鲜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呼声，传向四面八方，传向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传向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甚至传向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第69节
这一份奇特的刊物，是一个奇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特殊身分的人的特殊生活;他们曾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丧失了自由;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由却享受着生活的宽待;他们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却在积极追索心灵的自由，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与责任;他们正在恢复自信与尊严，由“弃儿”与“囚犯”般的消极处境转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地位，选择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进军。
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个熔炉在运转，它使冷酷熔于热情，它使误解转为理解，它使仇恨化为友谊。
上下五千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残酷的战争迄今没有间断过。有战争必有战俘。搜遍历史陈迹，何曾见过收容战俘的一方允许被收容的战俘在战俘营中为自己办刊物?而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被收容的西方战俘却办起了期刊，交流自己所关注的信息，叙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表达自2的心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创举。
《走向真理与和平》编辑部的全体业务人员只有六名:一名英国战俘，一名美国战俘，一名菲律宾战俘，一名南朝鲜战俘，两名协同工作的志愿军女翻译。此外，还有几十名“特约撰稿人”和一大批义务通讯员，他们是分属于十多个国家的战俘，散布在不同战俘营的战俘中队里。三《走向真理与和平》因为由不同国家的战俘成员联合创办，反映不同国家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愿望，体现一种诚挚的国际友谊，这个小小的期刊社便被战俘们称之为“小联合国”。“小联合国”里真有几个热心的能人。
美术编辑罗纳尔德·柯克斯，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0旅第八骠骑兵队士兵。他身材颀长，棕黑色的头发，容貌端正，爱抽烟，不爱多说话，有一种学者般的深沉感，兼有一点大英帝国的绅士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