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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壮军人也效仿日本“下制上”。这些少壮军人可能要和日本人玩命了,而且会得到中国举国支持。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通电全国,并专电通知各地重要将领如: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李宗仁等,并专门与陕北的周恩来联系,要求到西安共商国事。形势相当严峻,举国关注。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十二章

    宋哲元回乡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学联组织“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声援绥远抗战。

    北平当局善意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与学生对话。宋哲元准备到场。

    在学生队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车与学生队伍相遇。

    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宋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学生说:“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当晚,张学良电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事”。

    13日,宋召开高级将领幕僚会议。

    宋作了最初的应付:一、即日电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务请保护委员长安全,国事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

    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共党包围而叛变。

    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

    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

    13日、14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同意他们的戡乱主张,但不公开指责张、杨。

    后来,通过派员赴南京了解到何应钦等企图以武力讨伐张、杨,乘乱夺权。

    冯玉祥力主政治解决,遭严密监视,冯暗派邓签三、韩多峰北上,转告宋小心说话,宋悟,求以政治解决。

    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大规模内战将一触即发。

    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人更加跋扈专横。“二二六事变”至使冈田启介内阁倒台,促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建议流产。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事变”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之下觳觫战悚。在此形势之下,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前面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成为军部的傀儡,政权已经落到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之手。

    广田内阁寿命半年余,于1937年2月倒了台,又由曾任过陆相的林铣十郎大将,组成军政府,军政府面临着军政矛盾和国内外各种危机,寿命更短仅仅3个月,于1937年5月末宣布总辞职。

    为平衡以天皇为中心,协调军部与官僚政党之间关系,6月4日,由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马,组成新内阁。近卫文麿年仅45岁。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46代。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历史。近卫和天皇就像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他的组阁当然有很高的权威性。

    近卫于14岁时世袭公爵,后入京都大学就读。早年一直在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扶持下活动于政界。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他任宰相后,对军部的行动和对处理中日关系,态度一直模糊,有人说他城府很深,也有人评价他犹柔寡断。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医生告诉他,每天照日光浴,从脚尖照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照办。

    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被雷声吓得躲进树洞里!”1937年在近卫首相任期内,日中全面开战。从开战起,他确信定将战败,可惜当时他患有痔疮,不论去哪里,都要在屁股上垫一个充气的胶皮圈。所以,后来他亲近的人遗感地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中国是否发动全面战争,近卫犹豫了4天,终于同意军部的观点——膺惩暴戾的中国军队,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