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战争后期，日本面临战败，近卫也像中国军阀一样迷信起巫术。把巫婆请到宅邸，询问自己前程，卜测国家命运。并请巫婆把先祖镰足公（藤原镰足）请来指点迷津。微胖的老妇人和中国的巫婆似是同出一辙，是会鬼魂附体的。
老妇人身体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板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的声音，并且在悠悠然地作着手势：“文麿，我是镰足，一晃1300年过去了…”
近卫两手着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国人说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纠住建沧石铁路、开龙烟铁矿、修塘沽码头以外，又在华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围大建兵营、飞机场，以积极准备开战。在东京已经多次商讨过对华全面战争问题。那些少壮军人不断以各种形式向政府、军部要求“对南京政府一击”，如：2月1日，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的两手。
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侨熊雄主张：“…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5月下旬，来华北了解情况的井本熊男回国后向参谋本部汇报：“…大多数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
6月5日，来中国东北、华北等地了解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对新政府建议：“……
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与此同时，日方开始积极军事准备。
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
4月1日，日本海军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势。
4月2日，日本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给养和弹药。
4月，把国名改称“大日本帝国”，似乎是向国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国者，立即将其击退！
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
5月8日，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率参谋们，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之后，参谋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关内旅行，侦察各地情况。他们先后到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及华中等地。6月底回国。
平津地区华北驻屯日军演习，比上一年更加频繁。如：从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战斗演习。
6月开始，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并且由驻屯军大部幕僚聚集大枣园山（宛平城东约1公里），对演习部队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
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
显然日本军方在积极备战。而三届内阁，又均伸出了橄榄枝，发出过和平的保证。如：1月25日，日本“稳健派”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
2月，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林铣内阁上台即标榜不尚武的新政策。
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昂等头面人物数次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乐观、气氛友好。儿玉表示，要调整两国邦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
日本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令蒙古军自动停战。示意德王发表通电，拥护南京政策，并解散王英等部队。
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4月16日，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
4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表示亲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对新闻记者也强调：“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